国殇：浴血抗日十四年（38）平绥路东段作战（下）——大同陷落

日本“中国驻屯军”在南口、居庸关地区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强阻击，进展极为困难之际。

日军为了华北会战进行顺利，其参谋本部于8月21日决定，再次增派第16、第108和第109师团到中国；24日，又将原来预定开赴东北的第14师团开赴华北。

这4个师团均为两旅团制，其中，第14、第16师团为常备师团，第108和第109师团为特设师团。

同日，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增兵动员令，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说明之所以增兵的原因是：

为了迅速、彻底地给中国以沉重打击，以便早日使国民政府屈服、早日结束战争。

8月31日，日军“华北方面军”正式组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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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华北方面军”由寺内寿一大将任司令官，下辖第1、第2两个军及直属部队，总计8个师团。

其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混成旅团及航空兵、炮兵等特种部队，侵入华北的日军共约37万人。

日军“华北方面军”司令部组成后，于9月4日开始统帅日军作战，并作出部署：

“方面军的目的，在于以主力消灭保定、沧县的敌人，迅速进入易县、定兴、霸县、马厂附近准备攻击，同时，以第5师团迅速进入蔚县附近，准备对保定平原的作战。”

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判断，日军占领南口、张家口一线后的作战行动，有两种可能：

第一，以一部兵力从蔚县向广灵佯攻，主力沿平绥路西进，夺取大同，切断我军晋、绥联络线；

第二，以一部兵力向天镇实施牵制攻击，主力向广灵进攻，截断我军雁门后路。

不过，日军的主攻方向究竟是指向大同还是广灵？难于决断，因此，中国军队采取了一个机动的作战方针：

“本军以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之目的，以主力配置于天镇、阳高、广灵、灵丘、平型关各地区，以一部控制于大同、浑源、应县附近、以策应各方之战斗，相机转移攻势。”

如敌以主力进攻广灵时，在广灵地区的守军应固守待援，以总预备队主力应援该方面作战，位于东井集的部队向广灵敌侧背威胁，以使战斗成功；

如敌以主力指向大同、进攻天镇时，天镇守军拼死待援，以大同附近之总预备队向天镇推进，位于浑源附近的兵力渡过桑干河，向天镇右翼实施侧面攻击，牵制敌人，俟敌顿挫后，从天镇两翼夹击之。

根据上述作战方针，第二战区部队部署如下：

第13军汤恩伯所部第4、第89两师由于损失惨重，到安阳整补；其第94师开马黄峪，归卫立煌指挥。

第68军刘汝明部在蔚县一带依山作战。

第17军高桂滋部位于广灵布防，该军仍归汤恩伯指挥。

晋绥军各部：

1、第6集团军第33军之独立第3旅布防灵丘，第73师布防广灵，第85师控制大营，第34军之第203旅布防东井集与浑源，第196旅控置应县，第71师控置岱岳，新编第2师控置砂河。

2、第7集团军第61军之第101师固守天镇，第200旅布防阳高，独立第7旅控制大同以东地区；第35军新编第6旅固守兴和，新编第5旅控制隆盛庄，第218旅固守集宁，第211旅控制归绥，独立第2旅和205旅控制大同、丰镇。

3、预备军第72师拟控制应县，第209旅控制怀仁以北地区，第215旅控制雁门一带，独立第1旅控制平型关一带，第66师控制太原附近；骑兵军主力在商都、尚义、化德等处布防，一部守大庙、百灵庙。

4、司令长官部行营进驻雁门关南之岭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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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这一部署，中国军队在华北战线的左翼，可以形成一个由商都、兴和、天镇、蔚县到涿县的半圆形防线。

不过，正当由南口、张家口一线撤退下来的中国军队调整部署之际，日军第5师团不惜战斗减员，不顾军需补充困难，按照方面军“迅速进入蔚县附近，准备对保定平原的作战”的命令，于9月6日即向蔚县方向发起进攻。

蔚县是第一、第二两战区部队作战的分界线和枢纽。原定在此防御的第68军刘汝明所部已奉命到津浦线方面，归于第1集团军，于是，这里便形成了一个无兵防守的空隙地区，而预想已经从陕西关中地区出动东渡黄河的第8路军，进入这一地区参战还为时尚早。

于是，阎锡山以急电请求蒋介石派兵固守涞源，并要求第68军待第8路军到达接防以后，再行转移归建。

日军第5师团于9月6日，从宣化、新保安、怀来附近，分3路纵队开始向花稍营（今化稍营）、西合营一线进攻。

其左纵队步兵第11联队前进途中，在桑园附近被河水、烂泥所阻，师团长即令其以一部留于该地掩护师团主力左侧，其余并入中央纵队前进。

随后，日军中央纵队第9旅团和右纵队第21旅团于9月9日，进抵花稍营与西合营一线。

尔后，第5师团长即令中央纵队第9旅团攻击广灵附近的中国守军阵地，并令右纵队第21旅团从阳原附近向广灵之西实施迂回。

此时，在蔚县担任防御的第68军所部，未与进攻的日军接触，即于9月10日，擅自撤退。

汤恩伯得知情况后，立即令第17军高桂滋部从广灵派出一个团，跑步前往蔚县填防。

可是，当该团于11日跑步到达距蔚县七八里时，日军骑兵第5联队已进入蔚县县城。

同日，日军第9旅团第41联队进占涞源以北的伊家堡和同沟。至此，日军第5师团已完成了方面军所赋予的“迅速进入蔚县附近”的任务。

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得知上述情况后，即令正在后撤的第68军，暂留有力一部在水宿亘小四庄之线占领阵地，对桃花堡、西合营警戒；

同时，令第3军曾万钟部派1个团自易县出发，赶往涞源布防。

在广灵方向，汤恩伯紧急将第84师配置于六棱山、火烧岭一带；第21师主力配置于豹峪、洗马庄一带，阻止日军进攻。

此时，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占领张家口以后，即向天镇方面进攻。阎锡山判断：

关东军主力将分3路从兴和、天镇、东井集进攻大同，遂决定诱敌进入大同东面的聚乐堡“国防阵地”一带，集结强大兵团于南翼的浑源、东井集间和北翼的绥东丰镇、兴和间，发动南北钳击，并以骑兵集团向张家口挺进，实施“大同会战”。

于是，他命令第61军在西湾堡、天镇、阳高地区阻止敌人前进。

第61军军长李服膺接到在天镇、阳高方面固守的任务后，立即在该地布防。

9月3日，集结在永嘉堡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5旅团一部，向位于砖窑村的第61军警戒阵地发动攻击，战至黄昏退去。

4日，该旅团在30余架飞机和炮兵的支援下，又向天镇城东的李家山、罗家山发动攻击，激战1日，双方形成对峙状态。

6日，日本关东军开始向天镇守军发动全线攻击，攻占城东南的盘山。7日拂晓，守军除天镇城内第299团坚守城垣阻击敌人外，其余全被日军冲垮，向后撤退。

8日晨7时，6架日机轰炸阳高城，同时，日军分南、北两路向镇宏堡、聚乐堡一线追击。

这天，日军除混成第15旅团占领镇宏堡外，其余主力向聚乐堡攻击，并令军预备队第11联队也加入战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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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，正在进攻阳高城的日军

10日，日军围攻阳高城，守城部队第414团受到严重伤亡，阳高城失陷。随即，第61军军长李服膺率部（除仍在坚守天镇的第299团外）撤退至聚乐堡以南的瓜园村休整。

防守天镇城的第299团曾在10日打退日军的两次进攻。11日，日军以飞机、大炮将天镇东北城角击毁。其步兵乘势猛冲，仍被守军击退。

不过，守军已连续苦战数日，城内粮弹均缺，接令突围，天镇城终被日军占领。

在此情况下，阎锡山的“大同会战”计划已成泡影，便下令各部队向大同以南、桑干河南岸的山地转移。

阎锡山在下令部队转移时，曾留1个旅在大同城附近依城野战，2个旅占领大同以西山地阻敌西进。

这实际上是一个放弃大同的部署，所以，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于9月13日未经战斗，便进入晋北重镇大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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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9月13日，山西大同北门入城的日军骑兵部队。

日军占领大同后，关东军的作战告一段落，接着，部署攻占大同附近的地区。

独立步兵第11联队于17日进占丰镇，于24日进占集宁。

独立混成第1旅团于17日占领大同西南的尚希庄，于18日交防给混成第15旅团后，又向绥远方向进攻。

占领南壕堑的日军河村支队于9月19日占领兴和，接着，向凉城方向进攻。24日，该支队在从右玉方面进攻的松井支队的协同下进占凉城。

至此，察南、绥东和大同周围的晋北地区全部沦于敌手。

平绥路东段的作战中，绝大多数的中国军队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，尤其是在南口地区的争夺战中，更为突出。

不过，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战斗，南口、张家口等战略要地终被日军攻占。

中国军队的失利，有主、客观方面的因素。就作战指导方面而言，则主要原因有二：

一是指挥不统一，难以协同作战；

二是刘汝明指挥严重失当，贻误了战机。

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中国统帅部对敌情的判断，从总体上说，应该比较准确。

早在7月中下旬，南京即已开始全国性的抗战部署，而对平绥路东段的作战部署，从7月下旬也已开始。蒋介石在南京还召见了汤恩伯，令其率部至南口地区布防。

但是，平绥路东段地跨第一、第二两个战区和河北、察哈尔两省，参战部队又极为复杂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必须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，实施统一的指挥，才能关照全局，掌握关节，正确、及时地指挥作战，使参战部队协调一致地行动，充分发挥整体力量，夺取战斗的胜利。

不过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蒋介石不是从作战的需要出发来建立部队的指挥系统，而是更多地考虑派系和人事关系。

7月31日，蒋介石致电傅作义，询问：“将来向冀察出击时，汤军等部可否由兄统率指挥，请兄密计之。”

可到了8月1日，蒋介石却任命汤恩伯为第7集团军前敌总指挥，而汤对所辖部队并不明确。

因此，8月2日在张家口决定南口、张家口防御计划时，是汤恩伯和刘汝明及第84师师长高桂滋以协商方式解决的，并由其请刘汝明担任副总指挥。

8月3日，又蒋介石致程潜关于修正战斗序列的手令中说：

“抽晋绥军3师至4师向冀、察两省进击。该路以傅作义为集团军总司令。一切以阎副委员长妥商决定。”

可见，这时傅作义的指挥权，还在商讨之中。

南口作战展开之后，蒋介石才要求傅作义“迅发所部，以复察北，以固张圉，一面援助汤军……勿使其孤军受危、南口失陷”。

此后，才明确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，刘汝明为副总司令。

由此可见，第7集团军虽然名义上以傅作义为总司令，由他负责平绥路东段的作战，但实际上，是3个指挥官各自指挥各自的部队、各自独当一面：

汤恩伯负责河北南口地区的作战。

刘汝明负责察哈尔张家口地区的作战。

傅作义则统率预备队。

这样的指挥关系，怎能保持密切的协同？

南口危急时，汤恩伯曾致电刘汝明，请将其驻在涿鹿、怀来的1个团向南口方向稍作移动，必要时，请其增援，可刘汝明连电报也没有回复。

8月23日，第二战区派1个旅增援南口，汤恩伯令其派1个团接手十八家地区防务，该团长竟托词拒绝，后来南口危急，即于25日擅自返回山西。

而且当平绥路东段激战之际，第一战区也并未按照大本营颁发的《国防作战指导计划》中规定的“为限制敌军之自由转移，兵力于平绥路及使我第二战区在平绥路方面作战之便利起见，应即派有力之一部近迫当面之敌，实行柔性之攻击，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约三师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，向怀来、万全之线以北转进”执行。

8月18日，蒋介石曾电告刘峙：“南口危急……先使李默庵军星夜向南口西南方急进，夹击敌背，以解南口之危。”

但是，刘部在由涿县北进途中遇到日军阻击和永定河水阻拦，即未能前进，致使日军得以由镇边城，迂回至第13军防御正面的后方。

刘汝明拥兵自重，不顾大局，为保持其既得的察哈尔省地盘，曾数次阻止赴南口抗战的部队通过张家口。

7月25日，第13军参谋长吴绍周至张家口洽谈南口防务问题，刘汝明说，南口仅有日军骑兵骚扰，已被击退，日军没有大规模行动，并以未接中央命令为借口，不同意第13军过境去南口布防。

7月31日，第13军副参谋长苟吉堂再去张家口联系过境问题，刘汝明又以“恐大军过境，日方借以启衅”为由，阻止第13军通过张家口。因此，第13军被迫在西湾堡、永嘉堡下车等候。

直至蒋介石派鹿钟麟做说服调解工作，刘汝明才答应第13军过境去南口抗战，但是，又要求部队不得在张家口停留，不能在宣化设军部。

当第13军被允许通过时，日军已开始轰炸平绥路，运输困难。至8月3日，第13军仅有约3个团的兵力到达南口，耽误了近3天的防御准备时间。

以后，在南口告急时，刘汝明又拒绝由陕北米脂驰援的第86师过境，致使第86师不能参战。

热河失陷，平津沦丧，察北落入日军之手，南口已三面受敌，守住张家口、解除后顾之忧，就成为坚守南口的必要条件。

而守住张家口又必须占有张北、商都、尚义等外围屏障，中国统帅部和第一战区都曾令傅作义和刘汝明攻占，并预定8月13日夜，同时发动袭击。

当时，日军在察北的兵力极为薄弱，主要是伪蒙军防守。

傅作义部于14日占领了商都、尚义，全部完成了任务，而刘汝明则延迟一日才开始行动。

当其准备进攻张北时，刘汝明又中了伪蒙军李守信的缓兵之计，相信并同意他暂缓攻一日即反正的要求。而就在此两天内，日军已调来大批援军，转取攻势。

此时，刘汝明仍不将其分驻于张家口以南的主力调至前线抗战，反而向傅作义请兵，以致傅不得不自率主力返援张家口。

由于时机已误，南口方面既削弱了防御力量，张家口方面的反击又未能奏效，张家口终于在8月27日失陷。

平绥路东段的作战虽然失败了，但也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当时，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《解放》周刊发表短评说：

“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，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，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、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，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。”

《解放》周刊认为：

“我们不否认南口的失守，对整个抗战战局是增加了一个困难，也不否认察绥咽喉的放弃，是增加了黄河下游各省的危险。

然而，南口抗战的英勇，全国民众对南口抗战的后援与拥护的热烈气象，给了我们证明，不管多大的困难，都是可以克服的。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！”